澎湃思想周报丨尼日尔对西方的愤怒；希腊极右翼势力崛起

当地时间2023年7月26日凌晨，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Mohamed Bazoum）。同日深夜，政变军人代表在尼国家电视台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CNSP），推翻巴祖姆政权，由军政权接管国家事务。8月31日，军政权宣布，暂停各国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在“军事行动区”内活动。据央视新闻报道，当日（8月31日） 尼日尔外交部发布公文称，法国驻尼日尔大使不再享有使馆外交人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警察部门奉命将他驱逐出境。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日，尼日尔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

9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Ebenezer Obadare）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发表题为《尼日尔政变的真正意义：对西方的愤怒会巩固一个新的威权秩序吗？》的评论文章，评述尼日尔政变背后西非地区普遍存在的反西方情绪。

有观点认为，这是西非国家的第二次独立：在尼日尔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尼日尔人民与殖民者的斗争，殖民者试图把他们的生活规则和条件强加给尼日尔人，让他们维持在几百年前非洲的状态。将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描绘成密谋使非洲永远处于附庸地位的人，这是尼日尔普遍存在的观点。

尼日尔在1960年之前一直由法国统治，作为与前政府协议的一部分，法国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庞大的反恐部队。这种观点在萨赫勒地区的前法国殖民地也很普遍，那里的许多人已经对文官政府不再抱有幻想，他们认为文官政府是对法国的屈从，因此欢迎军事统治者作为必要的纠正。

这种观点有互补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法国和西方的批评，另一个是对俄罗斯的欢迎，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西方的对手和前非洲殖民地国家的盟友。这两种压力齐头并进在萨赫勒地区蔓延，尼日尔政变以及该地区此前发生的六次政变都佐证了这一点。这些情绪根植于对法国对其前殖民地的持续影响及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政策的正义愤怒，法国曾分别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然而这些政策未能阻止圣战运动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蔓延。

但这种敌视西方的态度并不像乍看之下那般根深蒂固：萨赫勒地区的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被西方的思想、经济和政治轨道所吸引。每年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用脚投票移民到西方国家，而且该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一直盯着西方，其中许多人曾在西方大学接受教育，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是他们问题产生的根源。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某种程度上的反西方和亲俄情绪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是发泄对政治和经济停滞的愤怒的一个方便的出口，但这种情绪最强烈的表现形式最终会消退，给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创造了一个机会，以一种不那么强硬的方式来修复他们在西非的地位。

奥巴达雷在文章中描述了萨赫勒地区普遍存在的反法情绪。在尼日尔政变中，总统巴祖姆被将军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Abdourahmane Tchiani）领导的军政府取代，这是西非地区对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袭击中最新的一次，也是过去两年里的第六次，它与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马里之前的军事接管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其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责任，以拯救他们的国家免受不安全、腐败和经济萎靡的蹂躏。

另一个相似之处涉及法国和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之前的政变一样，年轻人践踏法国国旗，焚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肖像，同时把自己裹在俄罗斯国旗中，挥舞着印有俄罗斯总统肖像的海报。

这些象征性行为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它们显然反映了西非的法国前殖民地对巴黎实实在在且日益增长的敌意。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情绪可以概括为 “France dégage！”，大致可译为“法国，滚出去！”近年来，在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已经组织了数十次反法集会。愤怒的示威者在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与法国军队车队对峙；焚烧法国驻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大使馆的外围；在喀麦隆，破坏或摧毁被视为庆祝法国殖民历史的纪念碑。

这些抗议活动的动机因地而异。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大部分的愤怒源自他们认为前文官政府与法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在喀麦隆，失望源自法国对本国政府的批评以及对当地冲突的处理不当。在萨赫勒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法国军队不仅未能遏制极端主义者的叛乱，而且助长了叛乱的蔓延，这种看法进一步恶化了形势。

而在这些具体的不满之下，是一种更古老的怨恨。虽然大多数西非和萨赫勒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但法国继续对其前殖民地施加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它与统治家族和精英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与民众对变革的渴望直接冲突。在许多人看来，巴黎继续发号施令，操纵政治和经济环境，以支持那些似乎对法国比对本国公民更加密切的精英。无论这种看法是否有根据，法国一再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1962年至1995年间，法国对非洲进行了19次独立的军事干预，从那时起，它多次部署军队，包括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的重大行动。尽管巴黎方面辩解说，这样的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保护合法政府，但非洲人往往认为法国的军事行动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即使在没有卷入冲突的地方，法国也因其遍布非洲的庞大军事基地网络而受到批评。这些军事设施提醒人们想起已不受欢迎的军事合作条约，这些条约要么是秘密签署的，要么被认为让非洲签署国承担了不利的政治和经济条款。马克龙在3月份承诺大幅减少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以平息反法情绪，说明了这些基地的毒性作用。

法国持久影响力的其他象征也令西非人恼怒，其中包括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域性的、与欧元挂钩的殖民地遗留货币）的继续使用，以及法语在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今年7月，马里放弃了法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其降格为一种“工作语言”，代之以13种当地语言。这一象征性的举动在某些地区被视为迟来已久的对国家认同的认可。

奥巴达雷继续写道，反法情绪的上升与法国过去和现在对非洲的干预有很大关系，也必须放在非洲大陆上更广泛的反西方情绪的背景下看待。尽管这种情绪同样根植于过去的殖民时期，但它们近期的甚嚣尘上可以部分追溯到非洲知识分子和决策精英中“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话语的兴起。

这一思想流派对推动非洲政治独立的去殖民化运动持怀疑——甚至是蔑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前殖民地国家仍然受制于西方的认识论和思想——其结果是，名义上独立的非洲国家实际上很少或根本没有自己的政府专门机构。对于去殖民性学者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前殖民地放弃西方的哲学和架构，转而支持所谓的本土哲学和架构。尽管去殖民性话语明显不连贯，但它不仅吸引了非洲学术界的想象力——大量的书籍、期刊文章和会议报告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吸引了非洲政策制定、国际援助和外交的现实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去殖民化努力的目标。

当地时间2023年8月6日，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尼日尔总统卫队指挥官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右二)参加政变支持者的示威活动。

然而，矛盾的是，去殖民性话语尝试清除非洲的西方思想，却助长了非洲对西方的固恋（fixation），尽管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的。它宣扬了一种认为西方本质上是有毒的观点，导致人们拒绝所谓的西方理念，并本能地拥抱俄罗斯，仅仅因为它们被视为西方的对手。如今，作为非洲不可思议的救世主再次出现的莫斯科，不太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狭隘视野的受益者。

奥巴达雷认为，非洲精英们的行为表明，对西方的怨恨往往是战术上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争取公众支持的有用工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想放弃与欧洲和北美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尽管去殖民性学者提出了抗议，但非洲学术界的研究和辩论仍然受到西方先辈的思想、哲学、框架和方法的影响。非洲的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继续依赖西方的财政支持。换句话说，非洲学术界需要它想象中的对手才能生存。

此外，非洲知识分子继续涌向西方的大学。据估计，每年有2万名非洲学者和研究人员迁往西方国家——这是对欧洲和北美大学优越的条件和薪酬，以及它们提供的更好的研究和职业机会的含蓄承认。其中一些学者已经回到非洲，加入了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行列——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西方，即使是那些认为谴责西方是权宜之计的人，也很少愿意放弃在西方国家旅行和做生意的好处。

非洲知识分子如此，政治精英也是如此：他们夸耀自己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昂贵的教育机构，参观西方顶级国家的医院，并主持那些依赖西方大量援助来满足基本需求的国家的事务。据信，外国援助占尼日尔总支出的四分之一。欧盟说，尼日尔年度预算中只有62%来自国内。

贫穷的非洲人也在继续大量移民到西方，尽管往往冒着巨大的风险。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2022年有2000多名非洲移民在地中海死亡或失踪。

奥巴达雷在文章最后也表示，席卷非洲的反法和反西方情绪的高涨当然是真实的，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力感，在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60年后，这种无力感仍然如影随形。但这背后潜藏着更矛盾的态度。

希腊保守主义的自我改造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今年的希腊大选见证了两个新兴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该国议会，标志着极右翼势力在希腊政治版图里的崛起。严苛的社会环境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不景气并未激发民众主动争取自身权益，反倒是给了一些阴谋论者以可乘之机；后者在穷苦百姓中大肆鼓吹战争，并逐步攫取政治利益。希腊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波利卡波斯·乔治亚迪斯（Polykarpos Georgiadis）近日就在《雅各宾》杂志上刊文，试图从左翼观察员的视角剖析这次极右翼势力崛起与希腊社会民愤、新冠疫情之间的关系。

2023年，希腊经历了两场大选。其中在5月份的议会选举中，由于终止了过往30年来所实行的多数奖励机制选举办法，也就是获得最多席次的第一大党不再被奖励获得额外的席次以保证其顺利组阁，执政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也因此未能获得过半席次，因而无法独立组成政府。新民主党籍的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宣布将在6月份再次举行大选，并恢复到了此前采取的选举办法，重新激活了多数席次奖励机制。最终，5月份大选里成绩不俗的新民主党再度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并且得益于奖励机制，如愿单独组成新一届希腊政府，米佐塔基斯也继续担任该国总理。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5日，希腊雅典，希腊总理及新民主党领导人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中间偏右政党，新民主党的大获全胜似乎意味着希腊政坛总体而言相对稳定，但包括乔治亚迪斯在内的不少观察人士却也察觉到了暗流涌动：两个新兴的极右翼政党斯巴达党（Spartans）和胜利党（“Niki”, Victory）分别拿下了12和10席议席。在此之前，希腊政坛也出现过金色黎明（Golden Dawn）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但该党在2020年被希腊法院定性为犯罪组织，旋即遭到取缔。不过此番大选期间，金色黎明的前领导人一度在狱中为斯巴达党背书，使得这个新政党得以继承不少金色黎明遗留下来的极右翼票仓。

另一方面，希腊民间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无疑也和极右翼政党势力的存续相辅相成。无论是2017年到2018年期间，有关（北）马其顿共和国改名的争议，还是2018年莱斯博斯岛上的反移民/难民暴行，以及2020年新冠大流行期间的抗议行为，希腊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行动正在一步步演化为选票，改变希腊政坛格局。而执政的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斯巴达党和胜利党的崛起创造了空间：如今的新民主党是其作为老牌保守主义政党与极右翼的东正教人民联盟（LAOS）之间的结合体，自 2019 年重返执政以来，新民主党始终坚持严厉的反移民政策，其极端保守主义立场让不少极右人士及其支持者如鱼得水。该党在疫情期间推行的管控措施，也让不少极右翼人士借着“身体自决”等名义将自身塑造为反抗强权的自由化身，并吸纳了大量民意支持。

乔治亚迪斯首先讨论了希腊当下极右翼政党的反建制本色。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左翼政治团体本身也和极右翼政党产生联结。他们针对某些特定议题达成共识，由此为自身创造走上街头、壮大政治声量的机会。尽管如此，乔治亚迪斯却也质疑：极右翼真的是反建制的存在吗？在他看来，这些极右翼势力采取了各种形式，它们长袖善舞，不仅不与权力和资本发生冲突，反而充当它们的长臂。他援引了墨索里尼对于罢工等一系列劳工抗争行为的打压和污名化：墨索里尼熟知工会和罢工的力量，因而在其法西斯统治下，他将这种抗争行为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并宣称缓和阶级矛盾与否只能由强权来决定。乔治亚迪斯表示，这种话术在今天的希腊右翼媒体中屡见不鲜，而从金色黎明在被取缔之前与大资本家和种种商业利益捆绑的事实来看，认为希腊极右翼势力都是反建制的、为民请愿的这种看法，无疑是被其政治表演所误导了。

其次，乔治亚迪斯注意到了希腊传统政治格局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瓦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原保守主义势力的极端化。过往希腊政坛呈现左右二元格局，除了保守主义的新民主党之外，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底色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但如今，左翼已经日渐衰颓，过往不愿意投票给新民主党的选民，有的则是将选票投向了新兴的极右翼势力。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极右翼势力和保守主义的极端化一度合流，并在2012年的大选中达到巅峰。在乔治亚迪斯看来，这其实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广泛的极右势力的爆炸性崛起。尽管包括金色黎明在内的不少极右翼政党都在2012年之后后继乏力，但它们一来在政坛上打出了名堂，二来迫使传统保守主义势力也被迫向激进化的方向自我改造，以吸纳选票。

最后，乔治亚迪斯也提到了新冠疫情、反疫苗运动和阴谋论者对于极右翼势力崛起的推波助澜。正是在疫情期间，希腊的执政党及其广义上的右翼政治空间进行了重组。参加今年5月选举的13个极右翼/另类右翼组织中，有12个积极参与到反疫苗接种运动——实际上，各种老牌极右势力和新近冒头的极右翼组织都致力于利用这一流行病来获取政治声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反对疫苗接种等议题上，我们还看到了极右翼和一些左翼人士的联手，其中一个例子是保护民主和生命伦理学跨学科协会（Inter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mocracy and Bioethics），这是一个于 2021 年初创建的政治阵线，汇集了左翼和极右翼分子。得益于对阴谋论的煽动，13个极右翼组织在今年5月的选举中赢得了12%的选票。随着前文提到的金色黎明前领导人卡西迪亚里斯对于斯巴达的支持，到了6月份的选举，极右翼的比例进一步上升，获得了14.2%的选票——参与选举的8个极右翼/另类右翼组织中，有7个是彻头彻尾的阴谋论鼓吹者。

乔治亚迪斯在文章中也指出，如今希腊政坛的极右翼开始运用不同的宣传话术来巧妙地转换形象。在一本由金色黎明的卡西迪亚里斯所撰写的、鼓吹反疫苗的阴谋论著作《新冠流行病背后的真相》（The Truth Behind the COVID-19 Disease）中，有一章的题目就叫做“接种疫苗者的奥斯维辛”。这表明如今的希腊极右翼正在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犹太人大屠杀工具化和相对化